初识龙瑞先生是美术思潮风云际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在做学生，而他在融现代艺术经验于山水画创新实验、探索论家所称“构成性的山水”方面已经取得了全国性影响。挂在中国画研究院他画室墙上的几幅大幅作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洋溢幅间的新意和爽劲，透着一种我行我素的魄力和左冲右突的狂放。这是当年“现代型”艺术创作普遍具有的特征，龙瑞的艺术心路显然也经受过现代思潮的影响。由于孤陋寡闻，很长时间我对他的认识就限于这最初的印象。这两年来，龙瑞先生出任美术研究所所长和《美术观察》主编，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的美术创作以及理论方面的思考，这才意识到，他早已走进自己的新世纪。在他被时评认为“回归传统”或者“回归黄宾虹”的新近艺术状态中，我切身感受到一种超出画家式感性思考的深刻，以及在理论界陷于茫然困惑之际而显得特别珍贵的敏锐与清醒。
        作为国家最高美术研究机构的掌门人，应该说，他目前所处的地位是特殊而重要的，以至他在山水画领域取得的创作成就和相关的思考，有可能产生远远超出画家个人范畴而及于整个中国画界的广泛影响。我相信，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龙瑞的积极意义会在更长的一段时期里不断显露出来，而且，认识龙瑞的意义也远不止于认识一位山水画家的个人艺术成就或风格面貌。
        需要在当代艺术发展的大格局中认识龙瑞。首先，当然是要认识他的思想方面，认识他基于创作实践所达到的对中国山水精神的领悟以至对整个当代艺术价值取向的思考。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思想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认知，他的艺术道路便不会由“李可染”转向“黄宾虹”。

       对龙瑞来说，后者不是一种绘画风格或形式的卓越体现，最关键的，更是一种应该在当今大力提示和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表征。由其倾心私淑的黄宾虹那里，他领悟到和李可染的思想遵循有深刻差异的另一种艺术哲学。在他看来，这种艺术哲学体现了中华文脉的当代延伸，是支撑和滋生中国画笔墨“内美”并继续拓展其现代空间的思想基础。他意识到黄宾虹在用极富个性的程式化笔墨、笔道解构“写生”丘壑境象时，深刻地维护了中国绘画的价值核心和思维方式，维护了中国文化赋予生命主体的精神自由。这种涉及文化立场问题的判断和认知，使他特别赞赏“中国绘画笔墨无他”的黄氏箴言。由笔墨技术的实践体悟及于中国画学的形上之思，龙瑞选择“黄宾虹”是有深刻理由的，而他对中国山水精神的理解也像黄宾虹凸显笔墨本体地位那样是笔墨化的。对当代中国画而言，这种笔墨化的精神领悟，的确提示了一个寓含文化倾向的实践切入点，它绝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描述。当然，龙瑞还有更大的着眼点，他卓异的悟性和审时度势的敏锐，使他思考的问题不仅超越了一般画家，也超越了那些在文化选择问题上有失自信、有失前瞻的理论家。
        面对高涨的“全球化”呼声和“创新”热潮，面对“中西融合”的变革追求，他警醒地意识到由于西方强势文化的大力张扬鼓荡，“中国当代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动荡性和不确定性、模糊性”，已造成目前山水画“飘忽不定”的诉求，造成对民族文化的轻视和对中国画艺术特性、文化品格的削弱。因而，在中国画创作实践和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迫在眉睫。于此，他不胜翘企。
        作为有实力的画家，龙瑞通过有目共睹的创作成就，无言地阐述着自己的思想主张和价值取向。当前中国画发展需要在深刻反思中重整旗鼓的特殊历史情境，他的艺术追求尤